一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使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非常感性”地尝到了空气污染之苦。紧接着，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暴雨、泥石流、干旱、高温高热等灾害问题又不断冲击人们的神经。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影响相关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引发了公众的“呼吸关切”、“饮水关切”、“食品安全关切”，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的集体焦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今年年初有朋友在网上向我推荐，读一下陈亮先生的《人与环境》，书中从理论角度思考和考察环境保护问题，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本体之思”到“价值之维”，再到“思维之变”，论述当代中国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研究环境保护的哲理并提出路径，陈亮先生一一提出自己的体系观点。
　　作者紧紧抓住了当代环境保护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通过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分析，揭示出环境伦理和环境公平的基本思想，深化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物欲至上，无视自然价值的当今社会，不啻为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一部环境哲学力作。　　
　　深入浅出的明晰说理，旁征博引的论述揉合，环环相扣的思维演变，帮我开启关于环境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思考等等来自灵魂深处的思想之门。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环保主义者，也不是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学者，但这次源自心灵深处的拷问让我同样陷入一些沉重的思索。它不是童话主题的读本，也不是诺亚方舟的传说，更不会是和我们无关系的陌生事物，真实的情况是来自人类内心思维的剖析，是来自于危害与灾难的教训，是来自历史与数据的坦白。
　　“环境与我，我与环境”的意识，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烙印到我，我有一种百爪挠心的愧疚。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中，究竟存在着多少的命题与关系？在这些命题中，人的索取与自然的回报，在千年文明的传承里又一直保留着如何的逻辑？而《人与环境》正是“从哲学的理论高度，阐释并证明了自然环境的价值本原，并据此论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利己主义和奢侈主义泛滥的今天，有理由也有必要让我反思。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不只是别人的事。
　　自然是什么？环境是什么？具体而微之，它们是一棵树、一尾鱼、一汪水、一度电，甚至是看不到的空气，或者感觉得到的温度。他们也会是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冰山，也会是美国的汽车，或者伊拉克的石油……而他们又不只是这些，他们应该是有一双天眼的。要不，人类由依赖自然，到征服自然，到破坏自然，到导致自然报复，这是为什么？
　　像美国大片《2012》，我想那应该是在人类潜意识里对自然报复的最后一丝恐惧罢了。不合理开发自然，最后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我们会消失，但自然环境一直存在于我们消失以前和以后，在我们的祖宗和子孙后代中间重复着简单而又实用的准则。
　　古人说天人合一。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本应相容，而不应对立。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在，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的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
　　“人与环境，原本天人合一，和谐一体。何为体，何为用？体者本也，用者本之末也。道为体，理为用……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陈亮先生这样说。在他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里，他这样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六重性关系: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人相对于自然的超越性，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性，人与自然的双向适应性，人与自然的社会历史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性。这六重性关系的表述，其实就是定位了人与自然之间那双和谐的天眼。
　　陈亮先生发出这样的呼吁:人与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要求人自身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健康的生活观、绿色的消费观，同时，摒弃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念，树立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精神消费与可持续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消费观，转变消费方式，走生态文明之路。
　　人类说我们是有国界的，我们会有文明的区别，我们会有利益的差异。但是大气没有国界，太平洋彼岸的空气会飘到此岸；小鸟没有国界，它们会寒来暑往地穿越欧洲大陆的天空；呼啸而来的飓风和海啸没有国界，留给整个人类的灾难是深刻的。在环境保护的建设者名单中，没有一人能够缺席；在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名单中，没有一人能够落下。问题只有在矛盾中解决，任重而道远。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的平衡点，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特别是罚则较轻。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环保“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