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几年来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学习以及所了解到的有关人大方面的情况，从“努力推进和创新人大制度”谈点个人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第一方面，人大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必定要向前推进，这是客观的发展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来看待人大制度，我们是不是发自内心地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推进人大制度的建设。现在在不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仍然有这样一种心态，人大不搞不行，真的搞也不行。人大不搞不行，是因为人大体现了民主，但真的搞了又怕冲击我们党的领导。如果有这样的心态，那怎么能真正搞好人大工作，真正推进人大制度。在人大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如果有这样的心态，这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的。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拿不出一些改革举措，而是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人大，是否实实在在想把人大制度推向前进，取得实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办法总是有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理论工作者、那么多实际工作者，只要动脑筋，完全可以想出具体的办法。我看关键还是是不是重视人大，真正要推进人大制度。当然这里也涉及到一些关系的处理问题，包括人大的人民民主和我们党的领导的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怎么处理。现在政党政治是一种世界的现象、国际的现象，不是光中国有政党。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三大潮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主旨。所以关键在于怎么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领导重要，人民民主也重要，它们的关系怎么处理，这都需要我们去研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民主是必须要推进的，其中人大作为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是必须要推进的。这种必须，当前至少可以找到三点论证来支撑。
第一，是我们现在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后，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利益分化了，利益很明显地倾斜化，它不象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利益都差不多。现在利益的分化就必须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各种利益主体都要求进行利益表达。我们都知道，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都要求利益表达或者说利益诉求，不允许别人来侵犯我的利益。那么利益向哪里表达呢，利益表达往往会走向政治表达，一个政治决策，一个法律或政策的推出，都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者有利于一部分群体，或者不利于一部分群体。举一个大家关注而熟知的现象，近几年，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看，房价的过快上涨一直牵动着各方神经。房价不但成了这几年全国“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穷人到富人都在热议的话题。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北京华远集团总裁、被地产界称之为“大哥大”的任志强在2009年认为，房价涨了，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高房价对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影响；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认为，房价高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然而，很多老百姓却另有言辞，针锋相对地发出，谁来顾及我们的心声；谁说房价大跌百姓不会受益，谁说房价上涨是好事这样一些质疑。可见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而且出现了利益冲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必然，于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转化为政治参与，向政治系统表达，希望政策、法律对自己更有利一些。
    我们应该看到，政治参与是个好事情，我们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人民不想参与或者没有动力参与，只有少数人在参与，那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不仅在于法律上规定老百姓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利益的驱动让你参与政治，那么民主就好起来了，它把各种利益都表达进去了，这是好事情。但有的时侯，利益的表达和政治参与也会引向另一个方面，如果制度跟不上、体制跟不上、机制跟不上，就可能导致负面事件的发生，那么政治参与肯定会乱套，就会出乱子，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要说和谐社会，稳定社会都做不到。如果这样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这种事要做好，必须有一条，就是体制、机制要跟上去，提供民主的渠道、机制和表达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各种各样的利益表达都纳入到民主渠道、民主制度、民主机制中，纳入到这里面去就是有序的参与了，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的民主制度要跟上去，允许、欢迎老百姓表达，但是要有秩序地、理性地表达。那么这样的渠道现在有没有呢，我们的民主机制有没有呢，我们客观的、现成的应该说多得很，比如人大制度、政协制度、社团制度等等，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认为，实际效果是远远不够的。我总是在想，我们党在创建人大制度时绝对不是要把人大当成政治花瓶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创建人大时是实实在在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他强调民主、强调人大，是提高到党的政权、人民的政权能否长久的问题上，是想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长治久安。人大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尤其在市场经济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应该要纳入到人大里面进去，这是制度是体制。意见进去后，不用害怕，因为这里面有程序，再冲突、矛盾的意见，我们可以给群众一个平台和机会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听证、讨论、辩论、网上征求意见等等方式，来达成共识，这就是民主的功能。我们可以把人大称之为民意的加工厂，各种的原料，粗的、细的、方的、圆的，进去以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产品出来，这就是共识。
    今天的市场经济更需要我们要完善人大制度、完善民主。我国的民主在哪里，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民主也就是人大民主，二是执政党内的民主，三是社会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很重要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完全正确，但是也必须看到党内民主也要从人大民主吸取一些养料，说实话现在的党内民主还滞后于人大民主，滞后于人民民主，还难以起到带动作用。我认为党内民主和其他民主是互动的，党内民主能带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特别是人大民主也可以推动党内民主。从这三大民主的分析上看这三大民主都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国家民主、人大民主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政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家权力。我们为什么把人大制度叫做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政治是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人大是关系到国家权力行使的制度，当然就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我的观点是三大民主齐头并进，但如果非要有一个作为重点的话，那么我认为，人大民主要作为重点来全面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政治权威的转型，特别是高层政治权威的转型。以前是毛泽东、邓小平，现在不是了。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毛泽东、邓小平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杰出人物和政治领袖，凭他们的个人威望和个人权威，没有民主、没有制度无所谓，凭毛主席的一句话定乾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比制度强很多。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政治制度是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毛泽东、邓小平，制度在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权威型人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毛泽东、邓小平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南征北战，几起几落的杰出人物，但现在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总体上平和的社会，不可能出现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个人政治权威。我们都知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从上海某厂的副厂长走上来的，新一代领导核心是从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走上来的，他们都是一步步地走上来的，不可能再突然冒出一个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这就是时代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不是个人的政治权威而是民主、制度、宪法、法律。现在我们推行民主法制也好，依法治国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这些都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想到的，这是时代走到今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治发展到政治权威的转型都必须要重视民主。
第三，是世界潮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要求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放开一点，中国已经是开放的国家，和世界是不能隔绝的，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呢，人类发展到近代以后，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和世界打成一片，在政治上却要和世界隔绝开来，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不能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的。落后是要挨打的，不仅是经济落后要挨打，政治落后同样是要挨打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政治发展同样也是硬道理。我们今天已经时时感到西方来势汹汹，老是对我们国家指手画脚，面对这种压力，如果我们仅仅进行批判划清界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要搞好我们的民主。民主是世界潮流，如果民主要细分可以分为两个潮流，一个是资产阶级社会潮流，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潮流。客观地说，今天是西方压倒东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潮流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我们也不会照搬的，但光靠批判和划清界限也是不解决问题的，而是要搞好我们认为很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如果我们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那么不管西方的民主政治影响再大，压力再大，我们都不怕，因为老百姓感觉到我们是真正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大家庭里。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法律上、条文上、口头上，老百姓无法切实感觉到真正的民主，那么如何能够顶得住西方的民主压力呢？西方的民主要过来就有市场了。所以，我认为一个开放的国家要顶住西方的民主压力，只有把我们现在的民主真正搞好。要搞好我们自己的民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方向，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现在，不是我们这套民主已经搞得十全十美了，不折不扣地搞了，结果效果还是不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换一个民主，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把人大说成是权力机关，可是实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很好的制度，没有真正地去运作，去推进它，那么即使把美国的民主照搬过来也是搞不好的，所以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民主搞好。我们今天的民主不是你想不想发展，而是你必须发展的问题，一个执政党只有站在民主发展潮流的前面，领导支持民主，那么这个执政党才是代表先进政治的，他就有领导权。如果一个执政党走在人民的后面，还跟不上人民，有的地方甚至还阻挠民主，这样的话对我们执政党的领导权是有影响的，是不利的。
第二方面，人大的具体制度需要创新，而创新更多的要靠各级地方人大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比较认真学习思考了，那么遇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人大制度我们一定要坚信它并不折不扣地推进它，党要领导人民通过人大去当家作主，但是我们说人大制度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很多具体制度才能使这个宏观的制度付之实施。不是光一句人大制度就可以的，要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制度是有层次性的，人大就必须要有选举制度选代表，选了代表就要有代表制度，代表组成大会就要有大会制度，人大要履职就要有规范等一系列制度。人大制度要落实到这些细小的制度，才能使人大这个宏观制度付之实施。而我们的问题是人大制度早就确定下来，但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应该肯定，我们的人大制度推行了5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具体制度进行创新、探索。这里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对待规范和创新的关系。早在2005年5月，中共中央就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又相继通过了10个相关的工作文件，这些文件对人大代表的一些活动作了规范。我认为，中央的文件有规范代表活动和人大工作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规范和创新对立起来，不能因为规范之后就不好创新不好探索了。现实当中，我们在具体层面上的人大制度还很不完善，我们党历来强调创新是灵魂、是生命，自然人大制度也是需要创新的。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因此要怎么处理好规范和创新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思想倾向的问题，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规范要规范，创新要创新，规范就是要规范到法律层面，不要超越法律，创新就是在法律的总框架里去创新。我们现在有好多规定都是很宏观很抽象的，这些宏观抽象的东西就要求各个地方去细化、创新。比如述职评议、工作评议、代表履职评议、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任职发言、任职宣誓，等等，都是地方人大创新出来的，这都证明我们需要创新、可以创新，能够创新，所以我认为，规范和创新的矛盾是一个思想倾向的问题，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不能对立起来。创新就是要在大的原则和法律层面上去创新，规范就是规范到法律大的原则里面去，如果你超越法律，违反原则，那么这个东西肯定不行，一定要把它改变过来，但是一定要创新。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再说一个进一步的观点，就是创新要靠大家、靠各级地方人大。近几年，各级地方人大的创新不少，但有重大突破的创新不多，都是比较具体的细小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创新不少，比如浙江温州人大评议实行电视转播、湖北黄冈视频直播人大常委会会议、浙江余姚人大代表约见制度、麒麟区人大代表听政议政、我们去年开展的代表工作创新，等等。总之，创新要靠各级地方人大，但各地的创新不一定要齐步走，我们创新要看国情，着眼全局，还要放眼国际大势，同时我们国家太大了，不仅要看国情，还要看省情市情县情，按照各地的情况因地因时进行创新。我的观点是人大具体制度的创新和推进也可以一部分地区先搞起来，先走起来，各级、各地不一定要在某个方面同步走、同时走，可以分步走、分开走，你在这方面先走一步，我在那方面先走一步，大家在各个地方取得经验以后，再总结上升到县，上升到市和省，说不定还能够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最后，我用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人大制度确实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最大的制度平台，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安全信道，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想途径和有效路径。这种认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推演的结论，更是一个对事实作了冷静观察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真心实意把推进和创新人大制度落实到实际当中，并产生积极效果，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在世界的现代政治文明中大放异彩。